Original
2016-10-07
自我成长的
遇言不止
玛嘉·莎塔碧 | 人需要自我教育
不少人提起伊朗就会联想到激进、恐怖、原教旨主义(其实伊朗真还没有出现过恐怖分子)。
我在加拿大工作的时候有一名伊朗的好朋友，他极为聪明，而且非常英俊，他鼓励他的妻子出门工作（她是一名生物制药专业的硕士），鼓励她突破自己。他还曾说要让他的妻子和我成为朋友，好学习中国女性的独立和坚毅。
他的叔叔因为是伊朗理工大学（就好像中国的清华大学同等地位）的高材生，到了美国深造后从事了和磁震荡相关的工作，所以青年离家后，20多年再没有机会回到祖国。他也告诉我，伊朗貌似保守、极端，但是他的专业，数学系中有一半的女生。因为伊朗中产阶级对女性的教育并不落后，她们从来没有因为性别而被高等教育拒之门外。
但是在教育中，除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
缺乏这种自我成长的意识，一个生于自由国家的人有可能自愿蒙上面纱，并成为极端主义者；而拥有这种探索精神，自我成长意识，一个出生于原教主义国家的女生就可能会穿着牛仔裤，素面朝天的出现在大街上。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女性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的故事，她来自于伊朗。当然，她的父母在她的成长中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几年前遇言姐读到过一本非常有趣并且深厚的著作《我在伊朗长大》，作者是一位出身富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
书中不仅以黑色幽默描写了伊朗复杂的社会问题，自己在10岁到18岁间的三观巨变，难能可贵的是讲述了自己双亲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仍竭尽全力保护女儿人格不受侵害。 1969年出生的玛嘉·莎塔碧（MarjaneSatrapi）是一位绘本作家，导演和儿童读物作家。
作为独生女儿，玛嘉生于伊朗的中产阶级家庭，家住德黑兰城北的富人区，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服装设计师，两人都是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玛嘉的外祖父是卡扎尔王朝末代皇帝之子，曾出任总理大臣。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王朝创立君主立宪制被推翻，政教合一的伊朗共和国建立，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中断，社会陷入衰退。在这期间玛嘉的家庭一度遭到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恐吓。
在原教旨主义盛行的狂热期，玛嘉的母亲勇敢参加了反对戴面纱的抗议，一位德国记者拍到了这张照片，很快刊登在欧洲所有的报纸上。
1980年，伊朗女性包括儿童都被要求重新佩戴头纱，双语学校关闭，男女生实行分班。这时的玛嘉11岁，对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深信不疑。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在两伊战争打响伊始，玛嘉充满激情的高呼:“轰炸巴格达！”时，母亲则教训道：“把你的脚从茶几上放下，这样很不礼貌！”而当玛嘉和同学企图“替天行道”惩罚一位父亲参加过屠杀的同学时，遭到母亲的严厉制止，即便玛嘉最爱的叔叔刚作为政治犯被处决。
虽然一出生就皈依了伊斯兰教，但玛嘉的家庭氛围一直是现代而前卫的，即便在艰难危险的大环境中父母仍然竭尽全力为女儿提供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小心翼翼的呵护玛嘉的成长。开明的父母鼓励女儿关心政治，独立思考，提供了大量包括马克思，笛卡尔以及历史类的书籍，从不因为玛嘉是孩子而限制她的好奇心。
当小玛嘉背诵课文中的句子：“我热爱国王，他是被上帝选中的”时，父亲并没有粗暴的打断，而是把女儿抱在膝头，详细讲述了一段当代史。每读到玛嘉和双亲的对话总令人感动不已。
在极端宗教主义倒行逆施期间，美国断交，大学关闭，边境封锁，磁带，扑克，甚至象棋都成为违规品，国歌也被伊斯兰圣歌所取代，众多亲友在惶恐中开始移民国外，更多的人则成为没有原则的墙头草。
玛嘉第一次知道世界不只是黑与白的简单分割，疑窦重重的她开始大量阅读。
在时局凶险的时期，父母仍然不忘满足女儿的愿望，从土耳其带回耐克球鞋和印有迈克 · 杰克逊的胸章。为了避免折痕，他们甚至将摇滚乐队的海报平铺缝在大衣中带过境。
作为一个伊朗女性，玛嘉的母亲极之睿智，目光远大，她最爱的书籍是波伏娃的《第二性》，喜欢的音乐是重金属乐队平克·弗洛伊德。 当家中的女仆哭诉政府给她的儿子发了一枚“天堂的钥匙”煽动青少年参战时，玛嘉的母亲义愤的指出：“什么天堂地狱都是骗人的鬼话。”制止了兴致勃勃要参军的14岁少年。 12岁时，玛嘉第一次参加派对，母亲不仅允许她前往，还特地编织了一件布满网洞的毛衫并用链子和钢钉制成项链以呼应派对的朋克主题。 “我不管你以后做什么，但一定要争取做到最好，即使你成为一个歌舞厅的舞女，在舞台跳舞也比在阴暗的地下室跳舞强。”几年后，当玛嘉不得不离开千疮百孔的故土去往欧洲时，母亲这样说。 从1979年到1984年的五年间，经历战争、政权交替、亲友死亡、社会动荡……玛嘉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儿童成长为一个反叛少女。她不顾伊斯兰法律，涂指甲，佩戴首饰，在宗教课上跟宣传虚假爱国主义的老师争辩，两度被学校开除。 玛嘉的父母并没有斥责女儿一句话，而是默默的为她安排了留学事宜。临别的前夕玛嘉的父亲说：“我们宁愿让你远离父母获得快乐，也不愿意把你留在身边郁郁寡欢。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你受到的教育有信心。” 幸运的玛嘉，虽然生在动乱窒息的伊朗，但她有着伊朗最好的父母，比太多家长要明智的多。
当我看到在维也纳念书的玛嘉因为修女舍监一句歧视性的话语：“人们说得对，伊朗人缺乏教养”而回击道：“人们说的对，修女在成为修女前都是妓女”时忍不住哈哈大笑。 在奥地利的日子并不顺利，虽然聪颖的玛嘉完成了中学学业，经过战火她始终觉得自己与同学们格格不入，孤独的生活令她染上恶习，抽烟，酗酒，吸大麻。在初恋男友劈腿后，17岁的玛嘉彻底放弃了自己，她在街头流浪了2个月，翻垃圾箱找食物，捡地上的烟头，在电车上过夜，最后因肺炎吐血晕倒在街头。 成长的代价如此之大！
当18岁的玛嘉回到德黑兰时，我想她的父母是失望的。竭尽心力把女儿送到西方，她却一身狼狈的逃回家中。玛嘉的父母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安排亲友们轮番来探访，并鼓励她参加国内的高考。就像父母照顾一个折翼的孩子，把她送出门的时候，他们满怀思念，当她受伤而归，他们依然用温暖的怀抱让她疗伤。 在大学，玛嘉交往了一名男友，21岁时她执意结婚。玛嘉的父亲向准女婿提出三个条件： 不，不是房子，车和彩礼（你以为是中国丈母娘吗？）。 第一：在这个国家，女人的离婚权没有保障，只有在领结婚证时丈夫允许她选择，她才能获得这个权利。我女儿必须享有这个权利。 第二：我女儿是完全自由成长的，如果她一辈子呆在伊朗会失去生机，因此我要求你们毕业后到欧洲深造，我将给予你们经济帮助。 第三：只有觉得真正幸福才生活在一起，生命太短暂了，不应该苟且的活着。 很久以后，玛嘉的父亲说自己早就知道女儿会离婚的，但有些事情只有亲身体会后才会明白。 即便如此，玛嘉的父母仍然极力筹划了女儿的婚礼，他们请来了400位宾客，准备了无数的鲜花和华服。 婚礼结束后，玛嘉发现母亲在卫生间哭泣。“我一直希望你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没想到你21岁就结婚了。”玛嘉的妈妈说，“我希望你能离开伊朗，获得自由和解放。” 如双亲所料，玛嘉的婚姻并不和睦。在胶着期，父亲鼓励女儿继续学业，放开心量，玛嘉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她意识到：人必须教育自己。 22岁时玛嘉决意离婚，朋友们都劝她：在伊朗，离婚女性处境会很艰难。玛嘉的外婆却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可怕的，生命只有一次，你有责任把它过得精彩。
24岁时，离异，获得硕士学位的玛嘉再次离开了祖国去往法国，这一次她已不再是当年彷徨的小女孩了。“这次你就一去不回了。你是个自由的女人，如今的伊朗不适合你，我不许你再回来了。”送别时，母亲如是说。 在巴黎，玛嘉遇到了著名的插画家和出版人大卫·布查德并深得其赏识。2000年到2004的几年间，在导师的帮助下，玛嘉开始连载绘图自传Persepolis（中译:我在伊朗长大）。作品结集出版后即获得安谷兰国际漫画节最佳新人奖。玛嘉随后出版的Embroideries亦入围漫画节年度最佳作品奖。同时她一直为《纽约时报》撰写社论。
2007年，玛嘉自编自导的漫改电影《我在伊朗长大》亮相戛纳，获得特别陪审团奖。同年，这部电影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玛嘉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得此殊荣的女性！2008年，再度获得凯撒电影节奖。
《我在伊朗长大》以其真挚细腻的情感，对伊朗社会真是深刻有力的刻画，获得了学术和商业的双成功，仅在法国就有超过100万人次观看。 2011年，玛嘉的第二部漫改电影《Chicken and Plums》上映，同样获得了成功。
如今的玛嘉和瑞典藉的丈夫居住在巴黎，她会说波斯语，法语，英语，瑞典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是一位漫画家和电影导演。自1994年离开伊朗，已是荏苒18载，她终于成为了父母亲希望的样子：独立，有知识，有教养，活出了生命的精彩。 在玛嘉的故事里，她家庭中的每一位女性，外婆，母亲，玛嘉自己都是那么的真实而有尊严，栩栩生辉。反而是一些与玛嘉同龄的女孩子，她们在黑色的罩袍下打扮得花枝招展不输西方女性，却一心只想嫁个有钱人。一听到玛嘉和男友有婚前性行为立刻唾弃道：你是个妓女！她们捍卫的是这个社会加在她们身上的不公平的价值观和女性歧视的道德枷锁。 Facebook的首席营运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在著作《向前一步》中提及：那些妨碍女性实现自身潜能的因素，并不只是来自外部环境，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自我束缚。生命对自由的渴望和勇气才是我们内心的动力。
女性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不是孤独的自我奋斗，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奔跑。
《世界上最好的关系是志同道合》
鹦鹉史航 黄章晋 六神磊磊 庄雅婷 联袂推荐
42篇观点犀利、立场明确的文章，
从全职妈妈聊到职场女性，
以国际化的视野审视当下女性的社会处境，
以“反鸡汤”的姿态，
为女性发声。
关注“遇言不止”公众号